1927年，瑞典学者赫定来华考察时，曾委派刘半农、台静农给鲁迅写信，说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，希望能了解鲁迅本人的意见。鲁迅说：“我不愿意如此”。且认为：“诺贝尔赏金，梁启超自然不配，我也不配，要拿这钱，还欠努力。”鲁迅倒不是因为自己不拿这赏金也反对别人去拿，而是“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。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，谁也不给。倘因黄色脸皮人，格外优待从宽，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，结果将很坏。”显然，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是缺乏信任和信心的。
70年之后，一家文学刊物刊登了一则补白，历数了包括王蒙、张贤亮、刘震云、贾平凹、林斤澜等文坛新老时贤们“喜爱的小说”，凡16人，只有叶兆言喜爱鲁迅的《在酒楼上》、贾平凹喜爱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、苏童喜爱格非的《青黄》、李国文喜爱茅盾的《五月三十日的下午》。其余所喜爱的小说，除了东洋便是西洋，有的甚至是闻所未闻。“喜爱”，自然是个人行为，不可一概而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作家早十年或者晚十年再来玩这个填空游戏，将会是另一番光景则大体不会错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鲁迅还是鲁迅之后们，其言论和表达都联系着具体的处境和时代风尚。但70年后文坛主角们的“喜爱”未有大的改变，对本土白话文学大都持耿耿于怀的态度，大概也不是“全球化”或“西方中心”所能解释得了的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一方面学界大谈百年新传统、大谈鲁郭茅巴老曹，一方面作家喜爱的作品大都不在“新传统”的产地之内。于是，相应的问题出现了，即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问题。这既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。说它是老问题，在“西风东渐”时就开始谈论，说它是新问题，在如今被称作比较文学。
但就作家个体而言，还是慎称受外国文学如何影响为好。就我的理解，受外国文学影响大致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长期在国外求学、生活的人，如“五四”时代下了东洋下西洋的那代人。他们不仅有熟练阅读一种乃至数种语言作品的能力，并且对所在国的人文环境、历史传统、价值观念等均有深入的了解。这种背景不要说是写小说，就是去做“国学”，其本土之外的影响也会显而易见。这是潜移默化，是真的受了“外”国文学的影响。另一种就是靠读翻译小说受到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就难说了。流行的说法是“美文不可译”，被翻译的小说，其价值很可能就是翻译过程中耗损掉的那部分。还有，真正好的翻译作品同时也是再创造的作品。因此，不懂外语，又缺乏国外生活经历，就说自己受了外国某某作家的影响，这种说法是可疑的。王小波在谈到自己师承关系时说，主要是受了王道乾、查良铮翻译作品的影响，这就准确了。王、查二先生除了精到的外文修养外，他们本土的文化修养同样是他们翻译出好作品的条件。一部翻译的作品，融入了他们学贯中西的文化背景。而这时如果只强调被翻译的作家如何影响什么人，就近似于胡说了，起码不够诚实。
能否写出好作品并不在于号称受了外国什么人的影响。鲁迅发表《阿Q正传》时，署名是“巴人”，取“下里巴人”之意，而且是为晨报副刊“开心话”专栏写的，七天一次，硬是被孙伏园“笑嘻嘻”地催稿催出来的。可见好小说是“可遇不可求”。外国作家块头再大，终替不了自家身子。所以，号称受了外国什么作家的影响，其实大可不必，这种缺乏自尊的单相思，充其量只有喜剧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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